来自 中国历史 2019-07-30 03:01 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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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太阳集团娱乐大清律例》英译本的研究价

一部中国法制史的专著先后获得美国法律史学会2017年度彼得·斯坦因(Peter Gonville Stein)最佳著作荣誉提名和亚洲研究协会2018年度列文森奖。此书就是《帝国眼中的中国法律:主权、正义与跨文化政治》(Chinese Law in Imperial Eyes:Sovereignty, Justice, and Transcultural Politics),其作者陈利现为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历史系及法学院兼任副教授、历史与文化研究系主任,中国法律与历史国际学会创始会长(2014-2017)和现任理事。据悉,该书中文版将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印行。

陈利:清代法律与欧洲对现代化的探索

内容摘要:1810年,《大清律例》的首个英译本Ta Tsing Leu Lee在英国伦敦出版,其译者是乔治·托马斯·斯当东(Sir George Thomas Staunton),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典籍中第一部直接由中文译成英文的作品。近年来,托马斯·斯当东其人以及《大清律例》英译本逐渐引起翻译界、中国法律史、中英关系史研究的重视。裨治文根据托马斯·斯当东的译本介绍了《大清律例》的发展历史,分七个部分依次介绍了名例律、吏律、户律、礼律、兵律、刑律及工律,英格利斯不只是推介托马斯·斯当东译本,还更加关注译本问世后《大清律例》经历的数次修改。无疑,这些用西方语言撰写的评论文章也推动了《大清律例》英译本在西方世界“二度传播”,使英译本成为西方研究中国法律文化的汉学家们的第一手参考资料,后续研究者大都直接引用该译本。

本访谈是2018年春在多伦多做的,由多伦多大学历史系中国史研究博士候选人王雨采访并整理,由陈利教授校订。因篇幅较长,分为两篇。此为上篇。

一部中国法制史的专著先后获得美国法律史学会2017年度彼得·斯坦因(Peter Gonville Stein)最佳著作荣誉提名和亚洲研究协会2018年度列文森奖。此书就是《帝国眼中的中国法律:主权、正义与跨文化政治》(Chinese Law in Imperial Eyes:Sovereignty, Justice, and Transcultural Politics),其作者陈利现为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历史系及法学院兼任副教授、历史与文化研究系主任,中国法律与历史国际学会创始会长(2014-2017)和现任理事。据悉,该书中文版将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印行。

关键词:

问:我们知道,您最早是在英文系读书,后来研究政治学和法律,现在又成为一名历史学家。能说一下您的求学轨迹吗?

本访谈是2018年春在多伦多做的,由多伦多大学历史系中国史研究博士候选人采访并整理,由陈利教授校订。因篇幅较长,分为两篇。此为下篇。

作者简介:

陈利:我从小就对历史感兴趣。小时候家里经济条件不好,本村里没什么书,有的也很快就读完了。我一个小学同学外婆家有好多古典历史小说,我就烦请她代借来读,小学期间把所有能借来的书都读了。所以后来对历史一直很感兴趣。大学毕业后准备出国时,我申请了政治学和法律双博士学位项目。拿到政治学硕士之后,因发现美国政治学过分强调量化研究,所以在伊利诺伊大学法学院毕业后,就没继续读政治学,而是去了哥伦比亚大攻读历史学博士,师从中国清史和近代史专家曾小萍(Madeleine Zelin)教授。

情感帝国主义

  《大清律例》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部法典。《大清律例》的制定工作,开始于顺治元年,经过顺治、康熙和雍正三朝君臣的努力,到高宗乾隆皇帝即位时,命王泰为律令总裁官,重修《大清律例》,在经过乾隆御览鉴定后,正式“刊布中外,永远遵行”,形成清朝传世的基本法典。1810年,《大清律例》的首个英译本Ta Tsing Leu Lee在英国伦敦出版,其译者是乔治·托马斯·斯当东(Sir George Thomas Staunton),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典籍中第一部直接由中文译成英文的作品。与《大清律例》英译本在欧美国家、学者中间所产生的影响力相比,国内早先对该译本的关注程度并不相称。近年来,托马斯·斯当东其人以及《大清律例》英译本逐渐引起翻译界、中国法律史、中英关系史研究的重视。《大清律例》的英译和对外传播可谓是一个“分水岭”,代表了明清以来传教士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的高峰。

当时选择以清代法律史为自己主要研究方向之一,是觉得能够利用上已有的一些法律知识,二是觉得历史研究离当代太近,有些问题就没有足够的时间距离去深入研究;而如果离当代太远,它的现实意义就小一些,比如一千年前的事很多读者就觉得太遥远了,而且没被钻研透的资料也相对很少。清史比较适合我的兴趣,再加上之前也修过一些美国法律史的课并读过一些中国法律史著作。最终要选什么方向,也跟所选导师有一定关系。我觉得曾小萍教授的研究跟法律史有关联,而且是跨学科性的研究,这是我感兴趣的。哥大素有中国研究的传统,其著名校友包括胡适、冯友兰和何炳棣等人,再加上它的东亚研究尤其是中国研究的师资阵容齐整,而法律史资料也很多,哥大的清代法律史料收藏量可能是在欧美高校图书馆中最丰富的了。在哥大受到后殖民主义和批判性理论的影响,那是后话了。

问:不少十九世纪的西方评论认为欧洲人和中国人对自己和他人的痛苦有本质上不同的感受和表达方式:欧洲人敏感且富有同情心,而中国人残忍又麻木不仁。这种对情感理解和表达上的偏见是如何形成的?与殖民国的政治和文化扩张有什么关联?

  了解中国的需要

我一直对学新东西很有热情。我刚去美国时先读政治学博士项目,和此前所学的英语专业没直接关系,但是当时进入一个新的教育体系,对美国以及国际政治的课程都很感兴趣。做过的课题研究涉及博弈论(game theory)、国际人权、美国教育平权法历史,以及预测美国大选结果等等。后来在法学院三年期间,在宪法、诉讼法及部门法的必修课之外,对国际贸易规则、知识产权及劳工法等这些领域的内容也学得很认真,尤其对侵权法感兴趣。当年所学的知识可能现在一般不大用得上了,但是对于夯实我的基础知识、扩大视野、开拓新的研究思路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也是后来在学术研究中对交叉学科问题和著作很感兴趣的原因之一。

陈利:至少从十八世纪启蒙运动时期开始,欧洲在强调现代社会和文化应更加理性、文明和进步的同时,也出现了称之为情感自由主义(sentimental liberalism)的思潮,它内在于自由主义,强调同情心是现代文明和人类的一个基本特征。看到别人受苦不表示同情,会被认为没有教养和文明。

  促成《大清律例》英译

就像政治科学和法学一样,在法学院毕业后学的历史对我也是一个新的领域。虽然学习过程中没觉得太吃力,但同国内外名校历史系科班出身的同学相比,我是几乎从零开始,从后面追赶别人。进入一个新领域对我来说成了一种学习动力,同时也免受历史学领域一些成见或成说的束缚。导师也任由我探索(博士论文即后来成书的Chinese Law in Imperial Eyes,是我在2005年博士资格考试及论文题目答辩后重新选定的。当时去中国台湾和大陆等地花了大半年时间收集清朝法律史料和清末法律改革资料[后者是原来的博士论文题目],结果发现有必要先研究鸦片战争前一百多年的中西法律和文化交流以及国际政治关系,于是决定重新收集资料,写一篇不同的博士论文,导师们都很支持,而这种学生自作主张的做法在不少大学可能是行不通的)。

但十七、十八世纪时,欧洲人仍然经常成千上万去看行刑的血腥场面。电影《勇敢的心》结尾时有个场景,苏格兰领袖被杀头的时候,无数人在往场地里扔东西并大声喊着:“绞死他!绞死他!”这就是当时欧洲行刑场面常见的狂欢节景象。英国一直到十九世纪对犯叛国罪者采取的刑法,都还是先把犯人吊起来,然后快没气的时候放下来缓一缓,然后又吊起来,来回几次,最后再把他绞死,绞死后再分尸,然后再将肢体分埋到全国四个角落。当年狂欢节也是宗教活动需要的,因为耶稣就是酷刑而死。所以在西方,刑罚有重要的宗教和文化象征意义。而当西方人看中国刑罚时,除了认为缺乏西方的宗教和文化符号意义外,还觉得中国人缺乏文明人对受刑者该表达的怜悯或同情心,受东方主义的影响,他们把中国的刑罚方式和场景当成了证明中国人是野蛮人的铁证。

  1792年,英国政府任命马戛尔尼使节团访华,伦纳德·斯当东(Sir George Leonard Staunton,托马斯·斯当东之父)被任命为使节团书记,时年11岁的小斯当东作为见习侍童,一同前往中国。已经掌握四种语言的托马斯·斯当东在去往北京的船上学会了中文。1797年,他进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后因新生奖励分配不公,父亲让其退学。1798年,他获得东印度公司提供的广州英国商馆的中国文书一职。1808年,任商馆翻译。

所以,我的求学轨迹是在四个专业之间跳跃:外语(不同程度地学习过英语、日语、法语、西班牙语)、政治、法律和历史。我的学术研究就是结合这些学术背景和兴趣,考察明清以来中国史和全球史中的法律、文化和政治三个领域间的互动关系。第一本书针对的不只是中国史或者中国法律史,还涉及国际关系、国际法、比较法、文化研究、后殖民主义、帝国史、翻译理论以及视觉文化和新闻传播研究等等。

西方的情感自由主义,在帝国主义时代,尤其是在殖民主义和东方主义话语影响下,逐渐蜕变成了情感帝国主义(sentimental imperialism)。从实践中,经常表现为殖民者对中国或其它东方专制政府的刑罚或压迫行为表示反感和谴责,从而获得了代表现代文明和人性的道德制高点,并据此声称有权利和道义责任对对方推行文明使命(civilizing mission),然后利用自己的文化、宗教、科学技术和军事力量来完成这一使命。中国的刑罚不见得真比西方的刑罚本质上更残酷。福柯在《规训与惩罚》的开场白中描绘的十八世纪中期法国对弑君者处以四马分尸,在那之前还加上令人发指的酷刑及分尸后的挫骨扬灰,不比清代的凌迟处死显得更人道或文明。

  1800年,托马斯·斯当东到达广州不久,“朴维顿号”(又译“天佑号”)事件发生,英国水手向中国渔民开枪,打伤一人,另一人落水而亡。一开始清政府态度强硬,要求英方严惩凶手,但后来又改变态度,不了了之。东印度公司驻广州商馆主席霍尔发现,中国政府处理该案件时依据的是《大清律例》,便希望英国人也能获取一份中国印行的法律条文,但是,两广总督吉庆不愿意交给英国人,只从中摘录了6条,印制了100份。于是,霍尔就请托马斯·斯当东将这6条翻译成英文。或许,正是这样一项翻译任务,引起了托马斯·斯当东学习中国法律、翻译《大清律例》的兴趣。

关于档案的批判

启蒙运动时西方人已经批评自己法律制度和刑罚的野蛮残酷了。只是十八世纪中期孟德斯鸠推广了东方专制主义这个词后,西方在自我意识和文化认同上有一个重要的转变。之前它是把过去野蛮的自己和现代化的自己作为对比。随着东方主义上升,帝国实力和自我不断膨胀,尤其是中国作为东方最主要的帝国被打败之后,对比的双方就变成了野蛮的东方和现代文明的西方,作为他者的东方替代了西方过去的野蛮自我。西方人于是不断反复用文字和图像来彰显中国人、日本人、越南人或非洲人的野蛮,但经常忘了自己“野蛮过”而且继续着殖民帝国行径。这反过来又加强他们的文明和种族优越感以及所构建出来的东西文明界限和等级。但是,就像十九世纪中期一名叫麦都思(Walter Medhurst, 1796-1857)的驻华英国外交官兼汉学家在少有的一次自我反省时所说的,实际上欧洲人和中国人一样还都是野蛮人。因为号称现代文明国家的欧洲列强还在到处侵略杀戮,包括两次鸦片战争和镇压义和团运动。

  英国在殖民印度之后,与中国的贸易往来也愈加频繁,英方急切希望能够打开中国市场,与清政府建立外交和贸易关系,向中国倾销工业产品。当然,充分了解中国的法律制度,不仅是为东印度公司在华开展贸易、保护英国在华侨民服务,也是在为英国殖民者下一步采取行动提供信息。正如托马斯·斯当东在《小斯当东回忆录》的“译者序”中说,“翻译其他任何一部中国作品都无法像本书一样,简明地解释中国政府的独特体系、组织结构及国内政策的基本原则,国民习惯和性格与它们的关系,以及它们之于中国人总体情形的影响”。

问:祝贺您的专著《帝国眼中的中国法律:主权、正义与跨文化政治》获得了2018年度的列文森奖。这部专著刷新了读者对档案的认识,您能具体介绍一下吗?

亚当·斯密(Adam Smith)认为一个理性开明的现代人可以成为具有同情心的公正观者(impartial spectators)。但是在帝国主义情境下,很多人成了帝国的观者(imperial spectators)。他/她们对中国人或文明的他者缺乏真正的同情心,很少能感受到对方的痛苦,而是更多关注自己的痛苦或自己内心受到的伤害,是情感上的自恋。他们的同情心很难延伸到文明或种族界限的另一边,这是为什么说情感自由主义变成了情感帝国主义,因为它成了帝国扩张的一个话语体系和意识形态。同情和怜悯心被政治化了。很多时候,帝国政策和行径无法用法律或道德原则来辩解,而情感话语体系可以填补这个合法性的空当。我书中进一步分析了情感对跨文化关系和国际政治所起的重要作用。实际上,这种影响并不限于中西关系。

   报刊是译本的重要传播方式

陈利:谢谢,亚洲研究协会这种主流大型学术组织能肯定这个中国法史和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和其中对交叉学科分析方法的运用,我对此既感到意外和欣喜,又为难孚这奖项的盛名和无法企及其他获奖者的成就深感惶恐。

和情感史相关的还有一点,就是上文提到的欧洲人在对华交往过程中曾长期怀有一种受害者的心态。虽然不少现代学者常称中国喜欢把自己打造成一个西方帝国主义的受害者,但受害者心态不是中国发明的,也不是中国独有的。我有一篇最近发表的文章里指出,实际上近代无数国家都有这种心态,而且近代欧洲殖民强国尤其热衷于声称自己是被殖民对象的受害者。早在十六世纪三四十年代,葡萄牙和西班牙人就呼吁要派军队打中国,报复中国对西方人传道和自由贸易的限制政策。1588年的一个驻菲律宾大主教甚至上书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一世,请求派远征军把中国变成它的藩属国(tributary state),强迫中国每年运一船的白银作为给西班牙国王的贡礼。即使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欧洲在中国的传道士和其他人员仍然觉得随时会受到中国“暴民”的伤害。

  18世纪末19世纪初,随着工业革命进程的不断深入,欧美国家报业蓬勃发展,信息沟通、思想传播的主要载体就是报纸、期刊和书籍,报刊杂志也是助推书籍传播的主要媒介。自19世纪20年代开始,西方传教士、商人等开始在中国境内创办报刊杂志,《蜜蜂华报》(Abelha da China)是第一份由西方人在澳门创办的葡文报纸。而后,一批英文报刊,包括《广州纪录报》(The Canton Register)、《广州杂志》(Canton Miscellany)、《华人差报与广州钞报》(Chinese Courier and Canton Gazette)等相继出现,尽管它们的读者定位、刊载内容等多有区别,但都是西方世界透视中国社会的重要窗口。

就史料档案使用和分析上来说,这本书吸收了几个领域的相关研究成果。最近二三十年,包括人类学家在内的英语学术界出现档案转向(the archival turn),大家开始对档案进行批判性审视,不再简单认为档案是寻找历史事件“真相”的源泉,也不再预先设定档案里的所谓的原始资料是全面、客观和真实的。比较有影响的学者包括美国人类学家Ann Stoler和多伦多大学历史系荣誉教授娜塔莉·戴维斯(Natalie Davis)等等。但这不等于说我们要忽略档案本身的史料价值。而是说在使用档案的时候,要尽量去探究它的形成受什么样的利益驱使,受档案创建者和使用者什么样的企图或诉求影响,我觉得这是更重要的,而不是执着于档案文献的绝对客观或权威性。

我在书的结尾讨论了鲁迅对砍头的描述。一个被认为是俄罗斯间谍的中国人在日俄战争时被日本人抓住后砍头,许多中国人围观。比较欧洲人对中国的描述和鲁迅对中国人的描述,我们会发现二者非常相似。不管他看到照片是不是真像他写的那样,但鲁迅对中国观众的表述跟西方的东方主义表述有不少异曲同工之处。当然,二者间的根本区别在于鲁迅想唤醒中国人,想通过批判中国传统文化来改变中国的落后局面,抵御帝国主义列强。吊诡的是,鲁迅用来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和国民性格缺陷的表述方式和内在逻辑,同西方的东方主义话语体系和价值观类似。

  1832年,《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于广州创刊,创办人是美国第一个来华传教士裨治文(E. C. Bridgman)。1833年5月至7月,《中国丛报》第二卷分三期连载了《评托马斯·斯当东所译的〈大清律例〉》和“当代中国介绍”《国家的特点、现状和国家政策、刑事法典》。前文出自裨治文之笔,后文作者是英格利斯(R. Inglis)。裨治文根据托马斯·斯当东的译本介绍了《大清律例》的发展历史,分七个部分依次介绍了名例律、吏律、户律、礼律、兵律、刑律及工律,英格利斯不只是推介托马斯·斯当东译本,还更加关注译本问世后《大清律例》经历的数次修改。

我书中对著名的“休斯夫人号”事件的研究,虽然关注的重点是一个涉外案件,但它的分析则是建立在对从明末到清朝第二次鸦片战争之间几十个中外司法和外交纠纷案件进行仔细梳理的基础之上。限于篇幅,对大部分仔细研究过的纠纷和事件也只能在脚注中提及而已。本来可以将这几十个案例的分析放在一块写一本书,那样会节省很多精力和时间(可能我今后几年内会写这本书)。但我当时更感兴趣的是全球微观史研究,以“休斯夫人号”事件作为一个窗口,来纵向和横向剖析现代史学和所谓原始档案资料是如何相互影响和构建的。这里面有几层关系,首先,在帝国和帝国主义时期,主流话语(dominant discourse)怎么影响了历史资料和文献的形成和解读。然后,历史资料和话语体系又是怎么影响近现代历史学的发展过程。

重新认识鸦片战争前的中西关系和战争的后果

  《中国丛报》因发行量大、传播力广,《大清律例》英译本一经推介就引起西方世界的普遍关注。托马斯·斯当东在其《回忆录》中也照录了《爱丁堡评论》(Edinburgh Review)、《折衷评论》(Eclectic Review)、《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学衡》(Critical Review)、《不列颠批评》(British Critic)、《亚洲杂志》(Journal Asiatique)等报刊对其英译本的评价。无疑,这些用西方语言撰写的评论文章也推动了《大清律例》英译本在西方世界“二度传播”,使英译本成为西方研究中国法律文化的汉学家们的第一手参考资料,后续研究者大都直接引用该译本。不仅如此,继英译本问世后,《大清律例》的法语版、意大利语版、西班牙语版也都从英译本转译出版,这足以体现托马斯·斯当东翻译《大清律例》在当时西方世界所起到的影响。

这个案子本身并不复杂。1784年11月24日,一艘名为“休斯夫人号”(Lady Hughes)的英国船停泊在广州城附近。这艘船在鸣放礼炮时击中了旁边的一艘中国船,造成其中二人死亡。鸣炮的英国炮手最后被乾隆皇帝下令处以绞刑。无数历史学家和评论家都把“休斯女士号”事件看作1943年前外国人在华享受百年治外法权肇始的象征,赋予该事件划时代的特殊意义。但是,包括历史学家在内,甚至是近现代非常有名的学者,绝大部分人没有看过这个案件的中英文档案资料。即使极少数人像马士(Hosea Ballou Morse,1855-1934)那样在二十世纪初看过部分相关英文档案的也是经常以讹传讹。为什么他们不深入研究这个案子的史料呢?这是因为,从18世纪末开始,关于这些中外纠纷和要求治外法权的话语体系已经逐渐形成并占据垄断地位。所以二十世纪的近现代历史学家们也理所当然地认为已经没有必要再去重新考察和研究这样早有定论的事件了。一旦关于一个历史事件的表述形成垄断话语体系之后,它就让常人觉得不需要再去检查和批判了。我书中所做的工作之一就是研究这些话语体系(primary discourses)如何变成了原始资料(primary sources)并影响了中外关系和现代史学。

问:您在书中最后一章对著名的鸦片战争的成因和影响提出了一些新的、重要的见解。您能举例说说这具体表现在什么方面吗?

  《大清律例》英译终究是为侵略服务

实际上,西方对在华治外法权的诉求并不是在1784年才出现的。它可以一直追溯到16世纪初,从葡萄牙第一个访华使团开始,也就是近现代欧洲帝国官方访华的开端。1521年葡萄牙使团访华时,要求中国政府给它一个小岛做生意,葡萄牙人在那里自己管理自己。这实际上就是治外法权的雏形。当时他们对中国法律几乎是一窍不通。因此,现代学者将260多年之后的“休斯夫人号”事件以及该案所反映的所谓中国法律的武断残酷作为治外法权的根源,是时间错乱,逻辑不通。而且英国殖民开拓者早在1715年和1729年就两次企图从广东官员那儿获得治外法权。但是,为什么1784“休斯夫人号”事件和治外法权紧紧地被捆在一起,被说成了后者的导火线或根源呢?这就是话语体系在起作用。

陈利: 过去大家都觉得第一次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分水岭:中国从强盛转向衰落,从封建社会变成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其后向现代社会过渡。但是从后殖民主义文化史和全球史的角度来看,还有其他很重要的意义。比如,它让西方的文化和价值观以及西方的法律获得合法性,并减少西方人在中国脆弱不安的感觉(precariousness)。如果西方不能把中国纳入西方的国际法体系,那么现代国际法就永远不能称为真正的国际法,毕竟中国当时的人口比所有欧美国家的人口加在一起还要多。而缺了近一半世界人口的国际法,算什么国际法呢?

  马戛尔尼使节团访华前,英国人对中国的法律知之甚少。欧洲人了解中国的法律文化多是通过传教士、耶稣会士的主动介绍,在马可·波罗、利玛窦、曾德昭等人留下的游记笔记中,中国都被描绘成为法制先进、文化繁荣的国家,他们给予中国的法律较高的评价,推动了欧洲的“中国热”。但是,这些著作都没有引用中国法律的原典,西方读者很难有直观的了解,内容的真实性也令人堪忧。诚然,《大清律例》的英译给英美人更加全面认识中国的法律提供了条件,促进不少欧美人士开始研究中国的法律。

当我们真的重新回到档案之中,看到的是不同的图景。相对而言,西方媒体对这个事件的报道出来较晚。而更加详细的东印度公司的内部报告,尤其是其伦敦总部对该公司驻华代表的指令和训斥,在过去很少被提起过。我将它们相互参照,进行批判性解读,再结合其他非官方档案的史料,从它们对同一事件表述的缝隙和差异之间寻找这些档案本身的问题。但重点不在于构建该历史事件的完整真相,而是剖析政治、经济和文化因素和利益追求如何影响了史料、所谓的历史真相和现代历史研究。实际上,像休斯夫人号案件这样涉及众多复杂利益和被垄断性叙事层层包裹的著名国际纠纷,现在恐怕谁也没法弄清事件全部真相了。这是帝国档案的特性之一。

除了我们所熟悉的其他政治经济后果外,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另一个重大意义在于把很多之前西方对中国的表述、话语、偏见和印象,通过国际条约和国际法体系合法化、制度化了,其后果就是长期流传的关于中西文明和种族的差异及优劣等级的表述,不仅变成了既定事实,而且成了西方获得殖民特权和政治、文化和经济霸权的法律和道德依据。同现代、文明和强大的西方相比,中国成了一个半文明或者野蛮残酷的社会,一个专制集权和没有现代化理性的落后国度。

  自1810年《大清律例》英译本出版以后,欧美学者对中国的法律进行了长达百年时间的研究,大致呈现两大特征。第一,鸦片战争前,在中国沿海地区,外国的水手、商人经常和中国人发生冲突,这段时间主要会发生涉及外国人的刑事案件,所以欧美人主要关注的是《大清律例》中有关刑事的规定。鸦片战争后,随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西方不仅获得了在华领事裁判权,还获准在中国开办工厂、建立教堂传教,来华人士和中国人之间的民事纠纷也越来越多,这个时期欧美人开始关注《大清律例》中有关民事关系的规定。第二,鸦片战争前,欧美人士对待《大清律例》的态度主要是批评,《中国丛报》一直“热衷”于报道中国大量的杀人罪、死刑案,隐含的是对中国死刑案件数量之多、执行频繁、公开处决的反感。1834年5月《中国丛报》(第三卷)刊发了马礼逊的一篇专门论述中国杀人罪的文章,在当时在华西方人中有一定的代表性。《大清律例》中有“六杀”的规定,对杀人案件的判决主要取决于犯人的等级、地位,中国法律文化中的不平等(官僚的等级特权、普通人的长幼尊卑)或许是最让西方人反感的,这些都成为西方人批评和讽刺中国法律的最好“把柄”。鸦片战争后,西方学者逐步告别对《大清律例》的集中批评,开始关注民事关系并介绍一些原则性的制度。到20世纪初,一些学者又从文化角度解读中国法律制度,阐释中华文明的合理性。

书中分析的不只是西方档案,也包括清朝档案。比如,地方官员在上报中外纠纷时为何隐瞒部分案情,以及朝廷怀柔和维稳两种政策间的矛盾和原因。所以,这本书是对官方档案和史料的批判性思考,或者某种程度上说是对不同帝国的权力运作方式的反思。当时的官方档案本身就是受帝国话语体系和统治技术影响的资料汇集而成。我在书中使用了大量其它类型的史料,来同官方档案进行互证互驳。我也不时思考其它无法找到的档案和文献可能提供的信息和角度(即我在《法律与社会》2018年的一篇评论中所提到的隐形档案或隐形史料)。

实际上,从十六初世纪以来,中国一直是西方殖民帝国在东亚乃至全球扩张的最大障碍。西方宗教、文化、资本市场、政治及领土扩张的野心,在长达三个世纪期间未能在中国取得太大进展,笔者认为应该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后来常被现代学者诟病的明清政府对西方殖民开拓者和帝国创建者的种种“掣肘”措施和严防政策。作为东方龙头的中国没被征服,则日本、朝鲜,越南等周边亚洲国家也不会配合西方的政策,至少包括马嘎尔尼大使和鸦片战争时英国驻华代表义律在内的不少人都是这么理解的。后来日本、韩国和越南在鸦片战争后所经历的变化也确实应证了这个推理。

  欧美人士对《大清律例》的评价,既有掺杂西方中心论、民族优越论意识形态的恶意批判,也有对中国情况的客观评判和真实反映,甚至也有为中国法律的辩护。但是,不管怎样,从总体上说,都难以掩盖其背后为欧美商人、传教士服务,维护其在华利益的功利性色彩和政治目的。1833年,时任英国国会议员的托马斯·斯当东以中国法律落后为由,提议英国政府在华设立法院,审理英国人在华案件,并获得议会通过。鸦片战争后,英国占领香港,他们便意识到以《大清律例》作为司法裁判,更有利于其稳固在香港的殖民统治。凡此种种,均彻底暴露英国殖民主义者的“不法勾当”。

《大清律例》的翻译

鸦片战争之前,这个自我保护的机制体现为广东模式(the Canton System)。一七四几年中国政府把所有欧洲的贸易活动集中到广东一个港口,而且外国人只能在广州城墙之外的十三行居住,然后在贸易季节之外必须离开。不能去任何其他港口,不管是福建、浙江,还是上海、天津,都是非法的。这个机制从客观上防止了欧洲列强有可能提前一两个世纪把中国至少部分领土变成殖民地,而英属印度和其它很多欧洲海外殖民地就是从一个个沿岸的小货栈逐渐变成驻军的城堡而扩展开来的。

  从正面来说,《大清律例》英译是中外法律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次对话,促进了中国法律文化的对外传播,但是,从所处的历史时代来看,也标志着中国“大量珍贵的法律资料”的泄露。它们为英国殖民主义侵略者所利用,进而插手中国司法审判,干涉中国司法,危及中国的国家安全。

问:您在专著《帝国眼中的中国法律》中讨论了《大清律例》的翻译过程和影响。您能先谈谈这一翻译项目的背景吗?

广东体制使得在华欧洲人一直处于被动局面。他们跟当地人打交道的时候受到严格控制,从澳门到广州城外,沿途经过很多关卡,而且要由中国特许领路人带着才能上去,所以欧洲人在中国活动自由极小。当然,地方官员有的执法较认真,有的很松懈或胆小怕事,有的甚至因为受贿而对外国人的行为睁一只闭一只眼,但是所有在华的西方人在鸦片战争前原则上都是受中国法律和政府管辖的,他们的待遇和贸易机会也取决于中国朝廷和地方官员的态度。这和他们在其殖民地的待遇完全是天壤之别。所以在二三百年期间,欧洲人经常抱怨自己在中国如何饱受腐败和专断中国官府的凌辱和虐待。这种认为文明和强大的西方基督教国家的子民和官员长期遭遇东方专制政府和野蛮中国人伤害和非正义行为(injustice)的看法,形成了这个时期影响欧美国家对华政策的一个垄断性话语体系。

  

陈利:十八、十九世纪的英国人(和其他在广东的很多西方人)当时觉得中国人是不可信的。除了语言水平上的问题,他们觉得中国人不可信。所以让中国人翻译,他们就没法相信翻译的准确性和忠实性。《大清律例》的译者斯坦东(George Thomas Staunton)是1800年至1816年间东印度公司在华的翻译,对东印度公司这十几年间涉及中国政府和中外纠纷档案的形成具有很大的影响。斯坦东刚到广东时的中文水平不见得比当时中国通事的英文水平高多少。但因为他是英国人,所以英国人信得过他。英国人想用自己人来掌控这个交流过程。随着他中文能力和对中国了解程度的提高,斯坦东的角色颠覆了中国自1550年代至1800年这二百五十年左右中外交流的惯例。通过对语言和知识的控制,英国人企图把中国政府对中外交流模式的主动权夺过去。在斯坦东之前,英国人18世纪中期曾经有自己的翻译,名叫洪任辉(James Flint)。他的中文是成年之后在中国学的,但斯坦东是十来岁的时候就开始学中文,所以他的语言水平显然要高很多,而他对中文的驾驭程度让英国在同中国官府打交道时逐渐掌握了更多的主动权。

过去研究鸦片战争,大多集中在战前三、四十年间的中英经济利益和外交冲突,但实际上其深层次原因须要从更长时期和全球史的角度来分析,在不少方面可以回溯到1520年左右欧洲国家开始在华进行殖民拓荒和贸易活动。鸦片贸易对中英的经济影响只是争端的一个重要原因和直接导火线。西方帝国扩张和中国对外政策之间的矛盾,以及由此催生的关于中西文明界限和不可调和性(incommensurability)的话语体系所造成的政策和舆论导向,也是重要深层次原因。书中前四章研究帝国档案、知识界(intellectual)话语体系(包括东方主义和帝国内部的矛盾)和流行文化所体现的情感帝国主义,我把这些不同类型的史料和不同利益角度放在一起,综合分析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成因和后果。并重新审视了战前上百年间的跨文化政治如何影响了中英双方的政策选择,以及英国从政府到议会再到大众舆论,对鸦片贸易、中英关系和国际法等问题的辩论和依据。其分析既批判了认为鸦片战争是中西文明冲突不可避免的结果那种曾长期享有很大影响的论点,也摆脱了过去很多人将这次战争简单理解为英国全国上下为了经济利益,全然不顾法律、道德和公众舆论而发动的一场赤裸裸的帝国主义侵略战争。

  (本文系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面向‘一带一路’的我国翻译政策研究”(2017ZDIXM110)阶段性成果)

斯坦东意识到,中国法律不像欧洲人原来认为的那么武断和落后。后来又发现中国人不仅有法律,而且有非常成熟的成文法典。于是他在1800年左右托人私下在中国买书。因为当时清朝政府禁止外国商人购买中国官方书籍,而且1760年后外国商人在中国请中文教师也被禁止。这情形同印度完全不一样。印度是英国殖民地,所以英国人可以让印度最好的学者去教他们,给他们提供印度最珍贵的文献供研究和解码。通过这种非法的方式,斯坦东买了至少两个不同版本的《大清律例》,其中一个是他托人从南京购买的,因为南京出版业很发达。他也买了几种讼师秘本。当时斯坦东想了解怎么跟中国人打官司,所以他意识到对中国法律制度的掌控,是英国人要扭转局势,解密中国政治法律制度非常关键的一个东西。

另外,中国在鸦片战争失利后逐渐沦半殖民地,使得很多现代历史研究者从后往前投射,先入为主地认为西方国家在同中国的交往关系史上多数时候处于强势或垄断地位,而中国则是被支配的一方。但事实上,从1520年到1840年,中国几乎都是主导了中外关系的交流方式。按照普拉特的理论,被殖民和被控制的这些民族或者国家,只能通过有限的空间和方式,来找到自己的声音和主体性。但中外关系史体现了不同的权力关系特点。因此,我书中想重点阐述的一个观点就是,在鸦片战争前长达近三百年的时间里,中国在中西交往中处于控制双方关系走向的一方,而西方国家长期处于一个被动、焦虑不安和脆弱的地位。结果,欧洲人一方面觉得自己比中国人更先进和文明,代表了强大的殖民帝国;但他们另一方面在中国却觉得自己时刻处于危险之中,长期遭受中国官府的怠慢和肆意凌辱。这种焦虑、屈辱和受伤感深深地影响了他们对中国法律和政治制度的看法和随之制定的对华政策。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但是他的动机不能理解为仅仅是帝国主义文化掠夺或征服。实际情况要更复杂。一方面,他是一名受启蒙运动影响的英国绅士,对新世界充满好奇心,对知识充满兴趣和获取的欲望。知识就是力量。另一方面,他跟英国的殖民扩张、帝国扩张密切相关。另外,他还有自己的意图,他想通过这个翻译工程来证明自己是英国首位真正的汉学家,这样下一次的英国访华使团可以由他带领。他后来确实担任了1816年英国阿墨斯特访华使团的副大使(他父亲George Leonard Staunton是著名的1793年马嘎尔尼[Macartney]访华使团的副大使)。所以影响他翻译工作和翻译过程的因素,有个人的、有知识上的、有政治层面的,也有国家和制度上的考量。从后殖民主义的角度来说,他作为一个十九世纪初的汉学家,我们无法抹煞他跟帝国和殖民主义之间的关系,就像不能抹煞十五世纪以来西方宗教传播与帝国的关系一样,但这不是说所有十九世纪的汉学家或传道士都一定是帝国主义者、殖民主义者或东方主义者,而是说我们须关注西方知识体系形成背后的政治、经济利益和权力关系。

理论和史学方法的意义

  

《大清律例》在欧洲

问:您书中运用了来自多门不同学科的研究成果和理论,您能谈谈其中的一些主要的概念和理分析方法吗?

问:您能说说《大清律例》的翻译如何影响了西方对中国法律和社会的认识,而中国法律又在欧洲现代性形成过程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吗?

陈利: 这本书的确吸收了像文化研究、后殖民主义、人类学、南亚研究、国际法史、西方帝国和殖民主义历史等领域的概念和方法。怎么借鉴有价值的东西而不被别人的观点和风格牵着走,并进而形成自己的研究套路,这不是一个容易的工作。由于读者对不同领域的熟悉程度不一,我在书中尽量避免使用晦涩艰深的专业术语,而是用简洁的语言来阐明一些核心概念和自己的观点。运用理论是为了让自己的研究和分析更有深度和说服力,而不是将简单的观点或意思搞得更复杂难懂。具体来说,下面这些例子可以说明书中是如何选择性借鉴和运用理论和跨学科研究的。

陈利: 在1810年斯坦东出版英文版《大清律例》时,很多人觉得他是西方直接翻译大清法律的第一人。这是错误的(除非我们按照当时西欧的流行做法把沙皇俄国不视为西方的一部分)。实际上,1780年左右有个名叫Aleksiei Leontiev的俄罗斯汉学家,受女皇卡琳娜二世之命,将《大清律例》和《大清会典》的节选本从满文译成了俄文。因为俄国当时试图进行法律改革,所以这些清朝法典有借鉴意义。那是西方最早直接翻译《大清律例》的尝试。但是俄语版在俄罗斯之外流传很少,影响较小。而斯坦东的英译本很快被译成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而且西班牙语有1856、1880年两个版本。

文化界限的构建和重新理解接触带

斯坦东的翻译通过这些不同语言和欧洲最主要的学术杂志,在精英知识分子阶层和法律人士中传播。比如《爱丁堡评论》(Edinburgh Review)、《批判评论》(Critical Review)、大英评论(British Review)、每季评论(Quarterly Review),还包括一些法语和意大利语的杂志,上面的书评经常长达几十页,连篇累牍。这些书评对斯坦东的翻译有全面的分析、评论和总结。所以译本刚出版的几年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都还被不少现代汉学家引用。二十世纪七十到九十年代美国汉学家Wallace Johnson把《唐律》译成了英文,而另一名美国学者William Jones也在1994年把《大清律例》的律文译成了英文。在那之前,斯坦东的译本是帝制中国法典的唯一英译本,也是英文世界最权威的。当然在十九世纪后半期,有两三个法语译本,其中一个比斯坦东的译本更全,在法语世界影响较大。但整体来说,斯坦东的影响更大更久。

我在书中重点分析了中西文化界限(cultural boundaries)是如何在具体的历史场景下被构建出来,并被质疑、制度化和政治化,以致变成了制定政策乃至发动战争的法理和道德依据。这种所谓的文化或文明界限,并不是亨廷顿等人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超越历史的先天存在,而是在具体历史条件下跨文化政治(transcultural politics)力量互相竞争演变的结果。

在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法律史学界对中国历史上几千年是否没有 “民法”传统而只有“刑法”传统这种说法有过很大的辩论。但学界不知道的是,在西方将中国法律传统权威定义为刑法传统的始作俑者是斯坦东。他在翻译和介绍《大清律例》时,受近代西方和英国的法律概念影响,先入为主地将中国法律制度和体系按照西方的习惯来划分,将中国“根本大法”(fundamental law)的《大清律例》称为“刑法典”(Penal Code)。并经由其译本的广泛传播,使得这种说法开始根植于西方的中国法律研究中。这种将自己的文化传统和概念视作普世价值和评判标准的做法,体现在斯坦东翻译过程和大量评论他翻译的著作中。通过研究原始档案,我在书中分析了斯坦东从1800到1810年间如何把《大清律例》一步步地从中国法典或者“律例”(Laws and Statues)变成了“刑法”或者“刑法典”(Penal Code)。这个例子反映了翻译或其他跨语言活动同国际政政治和文化利益的关系。

在研究中西跨文化政治时,我使用了接触带(Contact Zone)这个概念。我对玛丽·路易斯·普拉特(Mary Louise Pratt)在《帝国之眼:旅行书写与文化嫁接》中提出的这个著名概念进行了拓展和修正。普拉特认为十九世纪的殖民接触带的活动本质上受到了西方帝国的强权控制地位所影响,接触带的活动属于对抗性的。她在对跨文化嫁接(transculturation)的分析肯定了弱势者或被殖民者的主体性,但其前提仍然是西方殖民帝国居于垄断性的强势地位,而且文化借鉴和学习是自西向东的单向运动。她这些理解并不太适合鸦片战争前二、三百年的中西关系。就像我此前提到过的那样,当时中西接触带并不是完全由西方左右,实际上双方交往的条件和规则更多时候是由中方控制,而这种权力关系影响了接触带中各方的言行和策略。同时,清朝的地方官员跟外国人的关系也不总是对立的,他们有相互利用、相互妥协、或者相互勾结的地方。不少清朝广东地方官对外国人的违法行为文过饰非,尤其是执法时如果遇上外国人坚决抵制,就尽量不让上司知道全部真相,以减少自己的麻烦或职业风险。

斯坦东的巨大影响力不仅和他向英文世界提供最直接的译本有关,还因为他本人是十九世纪初最权威的汉学家之一。当然,同时代的还有第一个来华的新教传教士莫理循(Robert Morrison , 也曾经是东印度公司在斯坦东之后的中文翻译)。斯坦东和莫理循有很相似的背景,而且前者对后者帮助也很大。斯坦东比莫理循更资深,是英美世界受尊重的第一个现代汉学家。我在书中提到,他在英国关于鸦片战争的辩论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他关于中国法律和政府的描述,影响了英国官方和民间对鸦片战争的理解。虽然不一定是决定性的作用,但是他的声音非常重要。因为他被英国朝野上下认为是最权威的汉学家,是知华派。他在中国生活了十几年,1816年英国第三次派使团访华时担任使团的副大使,回英国之后当了十多年的议员,同英国外交大臣以及后来的首相巴麦尊爵士(Lord Palmerston) 保持了几十年密切关系。

另外,我对接触带这个概念进行了大幅的延展。对我来说,接触带不再受限于具体的物理空间,它还包括了文化空间、话语空间、甚至思维想象空间中的接触。话句话说,我觉得这个接触带不应该被局限于澳门、广州或北京这些中外直接交往的地方。比如,《大清律例》翻译之后在欧洲流传过程中,也可能形成的一个中西文化接触带。斯坦东从中国将几百套书带回了英国,后来捐给英国皇家亚细亚学会并现在存放于利兹大学。这些文本被英国读者借阅时也可以形成文化接触带。这个思路对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和关系可能会带来新的视角和突破。

在斯坦东的翻译出版的前后,英国议会从1810年到1818年左右进行大辩论,讨论英国是不是应该将缺乏体系和“现代理性”的刑法简化和法典化。英国刑法制度当时由很多刑事案例和一些议会因特定事件通过的法案构成,但它没有刑法典,现在也没有。它不像中国当时有《大清律例》这样一个几乎适用于全国的成文法典。而英国司法制度的复杂、臃肿和司法判决及定刑时的随意性被改革派大肆批判。英国刑罚的残酷和血腥是出了名的,所以英国刑法又称血腥法典(Bloody Code)。当时英国议会内外都在辩论是否要改革刑法,使之现代化。

法律的帝国化和帝国的法律化

当时不少人发现翻译成英文的《大清律例》不仅更加理性,而且非常系统。中国完整保存下来的法典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六百多年的唐律。清律和唐律的相似性相当高。所以中国有悠久的成文法传统。拿破仑1800年左右开始制定拿破仑法典,刑法也是在1809年才颁布,是在《大清律例》译成英文的前后。在拿破仑法典之前,同样于公元六世纪编撰的古罗马法典(Codes of Justinian)虽然对欧洲法律制度影响很大,但绝大部分欧洲国家大部分时期并没有全国性的成文法典,更没有像中国那样对各种违法犯罪行为在成文法中详细规定并科以相应不同的处罚。十八、十九世纪不少西方评论都惊讶于中国法律这方面几乎超前的理性化程度。

书中还剖析了帝国的法律形成和法律的帝国形成这两个相辅相成的过程。通俗点说,就是法律和帝国是怎样互相影响和塑造的。法律的帝国型塑,包括了殖民帝国的兴起怎么催生了近现代国际法体系以及国内法律变革,包括了外国人对中国政治和法律的刻画如何影响了自己国内法律改革的辩论和后来中国清末以来的法律现代化运动等等。这本书出版之后,我写了一篇文章,分析帝国和殖民话语体系如何影响清末民初的中国法律改革者的想法以及中国法律“传统”如何被重新定义。而帝国的法律形塑,具体可体现在近现代国内法律和国际法如何为帝国的兴起、扩张和霸权提供了法理依据和游戏规则,以及外国列强和中国签订的条约如何帮助帝国获得特权并维护了帝国的利益。这些法律话语和制度体系,对帝国的意识形态、合法性和运作至关重要。上述两个方面相辅相成。

我在书中还分析了近代西方关于中国法律的表述中出现很多矛盾的地方。过去很少学者提到孟德斯鸠(Montesquieu)、韦伯(Max Weber)、黑格尔和密尔(John Stuart Mill)这些启蒙运动以来西方最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对中国法律的表述经常是自相矛盾的。而且这些相互矛盾的理论,又在关于中国的话语体系中同时占据了垄断地位。

过去分析这段时期的中外关系,多是集中于鸦片战争或者马嘎尔尼访华,而其他一些中外争端事件很少被人关注,很少学者分析这些事件在更宽阔背景下的历史意义和影响。当我们将这些看似零碎的中外纠纷放到一块时,它们的意义就远远超过一个法国人打死一个英国人或者一个英国人打死一个中国人那么简单的一件事。这就是为什么休斯夫人号案件看似简单却变成了现代中外关系史学上的一个关键的支撑点,长期被人说成是治外法权的起源。我们的工作不是简单否认或驳斥这些传统说法,而是重新深入挖掘和审问支撑了这些说法或话语体系的关键历史事件或时刻,重新解读它们,或从它们内部找出自相矛盾的地方,从而将基于它们而构建出来的宏大叙事进行解构。

孟德斯鸠是个典型例子。孟德斯鸠将国家分成了专制国家、君主制国家和共和制国家三种。共和制最先进,其次是君主制,而专制最落后。在论证专制主义(despotism)时,孟德斯鸠觉得中国只有皇帝是自由的,其他的人都是奴隶,没有自由,没有长期形成的法律来约束。这样的国家是用恐怖和酷刑来统治的 (rule by terror)。所以孟德斯鸠有句话非常出名:中国是用板子来统治。西方将中国定义为东方专制主义的典范,归功于孟德斯鸠1848年出版的《论法的精神》一书(清末时严复翻译为《法意》)。孟德斯鸠的观点对现代政治和司法体系的建立影响深远,也是美国国父们建立三权分立和民主共和制的主要思想源泉之一。但当他提出如何建造现代法律的一些根本性理念和制度的时候,他又拿中国法律制度作为正面的例子来论证。比如,他说中国的刑法罪刑相当,是预防性的和改造性的,而不是基于惩罚性的或报复性目的。他认为报复性法律是落后的,预防性法律是先进的、现代的法律。在一个脚注中,他说中国在这些方面更像一个共和制国家而不是专制国家了。因为他这本书就是从《论法的精神》来分析不同政体和文明的,而他对这些中国法律的承认实际推翻了他整个书中关于中国是东方专制政体的立论。在过去的二百五十多年里,学者没注意到这个注脚对整本书立论的颠覆作用。这只是西方的中国话语表述中很多自相矛盾的例子之一。

帝国和东方主义的内部矛盾

澳门太阳娱乐官方网站,对于黑格尔和密尔来说,中国政治和法律制度是过度理性化了,从而导致中国人没有个性(individuality)和自由。因为每个人、每个方面都被规范化、制度化了。这是一种观点。但是对于韦伯等人来说,帝制中国的法律制度是非理性的,因为它的司法裁判不是靠成文法,而是靠儒家知识分子的道德良心。这两个完全相反的观点同时存在。但这两种观点都左右了西方对中国的认识,后来转变成中国人对自己的认识。这也是为什么中国近现代的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大杂烩。有的人一方面在夸传统,一方面又批传统。这是因为影响了他们认知和价值评判标准的西方话语体系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

我在书中提到,萨义德和不少早期的后殖民主义研究者过于强调了东方主义话语体系内部的稳定性、一致性和它的全面渗透、牢不可破的能力(totalizing power)。正如罗伯特·扬(Robert Young)在《白色神话》(White Mythology)里指出的那样,过分强调东方主义牢不可破的能力,反而使我们没法对它进行根本性的有效批判。包括刚刚过世的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 ,1940-2017)和一些其他学者也对萨义德的论点提出过类似的批评或矫正。

有兴趣的读者可以从书中找到更多的细节和分析,尤其是关于中国的正面和负面印象如何影响了包括英、法等国家在内的西方法律和政治现代化的辩论。需要指出的是,西方把视为东方专制主义代表的中国作为一个负面的例子,在设计自己的政治法律制度时刻意避免重蹈中国的覆辙,这对于十八世纪末以来的西方现代化运动和思潮有着深远的影响。而这种从负面角度(negative foil)带来的影响过去经常被忽略了。当然,如同前面已经提到过的,书中也分析了中国法律和制度的知识如何作为“正面”因素参与并推动了西方现代转型过程中的理论建设。

我书中一个重要工作就是分析帝国意识形态以及东方主义话语内部的矛盾和缝隙。西方关于文明和种族,人文主义,自由主义,现代性,国际法和平等主权等等话语体系,如果从它们的内部仔细剖析,我们都会发现很多自相矛盾的地方,这些矛盾过去经常被忽略了。在我看来,这些矛盾反映了帝国和东方主义内部的一些根本性矛盾,揭示并批判这些矛盾,有助于我们重新理解近现代帝国的性质、运作及合法性来源。比如,近代西方强权在全球提倡所谓的普世自由、平等、正义、人权和法治的时期,也是它们积极对外侵略和殖民扩张的时期,所以它们的意识形态和话语体系从根本上说就不可能自圆其说。书里从不同角度来思考这些问题,希望通过批判分析殖民主义和东方主义话语内部的矛盾和张力,在全球史视野中来重新理解近现代中外关系演变的政治文化逻辑,重新理解中西文明冲突这种说法是如何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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