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 文物考古 2019-09-20 08:41 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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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非花

说陶话彩(6)

摘要:庙底沟文化彩陶的传播浪潮,以它所在的晋、陕、豫一带的中心区作为源头,波及东南西北四方。庙底沟文化还对长江上游地区新石器文化的发展产生过强大的推力,在那里也发现了同样传统的彩陶遗存。庙底沟彩陶向西向南的传播,不仅是一种艺术形式的传播,也是一种认知体系的传播。随着彩陶的播散,我们看到了一种大范围的文化扩展,这种扩展的意义与作用,大大超过了彩陶自身。

说陶话彩(4)

    ——彩陶花瓣纹由四瓣到多瓣的扩展

关键词:彩陶;纹饰演变;庙底沟文化;传播

    ——以三件考古标本为例

    庙底沟文化彩陶中的花瓣纹非常有特点,有数量很多的四瓣式花瓣纹,也见到一些多瓣式的花瓣纹。这两种花瓣纹构图都非常严谨,而且画工大多也非常精致,在庙底沟文化彩陶中是具有代表性的纹饰之一。
    庙底沟文化彩陶的四瓣式花瓣纹为典型的地纹彩陶,纹饰特征非常明显,就多数发现而言,一般都是二方连续式结构,构图左右对称。由地纹角度观察,四瓣式花瓣纹一般都可以看作是四个叶片的向心组合形式。它的衬底纹饰是四个弧边三角纹,也是取向心式。四个弧边三角形合围的结果,就是一个严谨的四瓣花瓣纹单元。
    通检四瓣式花瓣纹标本,最多见到的是带有横隔断的花瓣纹,即在上下两瓣花瓣之间,留有明显的空白带。这样的空白带有时只限在一个花瓣单元之内,有时又贯通左右。河南陕县庙底沟有一件彩陶罐(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庙底沟与三里桥》,科学出版社,1959年),上腹绘一周四瓣式花瓣纹连续图案,上下花瓣之间有横贯左右的空白带,花瓣单元之间没有隔断。类似的发现还见于济源长泉(河南省文物管理局等:《黄河小浪底水库考古报告(一)》,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中间的空白带也是贯通左右,不过空白带上没有加绘其他纹饰。加横隔断的四瓣式花瓣纹不仅见于河南与山西,在陕西也有发现,华县西关堡的一件豆形彩陶的腹部,就绘有精致的四瓣式花瓣纹(图6-1)。虽然花瓣单元之间绘有纵隔断,但中间的横隔断却穿过了纵隔断而使左右连通。四瓣式花瓣纹中间附加的横隔断,在连续的图案中有时表现为贯通的一条线。

庙底沟文化彩陶奠定了中国史前艺术发展的基础,也是史前艺术发展的一个顶峰。庙底沟文化彩陶向四周播散,开创了一个灿烂的彩陶时代。在与庙底沟文化同期的周围诸考古学文化中,都发现了彩陶,这些彩陶受到了庙底沟文化彩陶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庙底沟文化扩散与传播的表现,不仅是彩陶纹饰的传播,也表现在彩陶器形的传播,表现为一种高度的文化认同。庙底沟文化彩陶在播散出去的过程中,有传承,也有变改。有时这种改变虽然在形式上比较明显,但在纹饰构图上却能看出一脉相承的联系,表明庙底沟文化彩陶影响之深远。周边文化在接纳庙底沟文化彩陶的传人时,除了直接地传承以外,也适当作过一些变改。我们由这样的改变可以看到,彩陶在形式上略有区别,但内涵是相同的,这不仅是一种艺术形式的传播,也是一种认知体系的传播。随着彩陶的播散,我们看到了一种大范围的文化扩展,这种扩展的意义与作用,其实大大超过了彩陶自身。

    要说彩陶的真相,看到这样一个题目,可能会让人误解,以为我是要在此解开某几件彩陶的谜底。谜底当然需要破解,其实我在这里要说道的是,我们看到的一些彩陶资料缺乏真实性和可靠性,它们的品貌值得怀疑。我们应当恢复这些彩陶的真相,做好了这一步,彩陶的研究才有可能具备科学性,这是彩陶研究中必须建构好的一个重要的基础,是破解谜底的重要前提。
    我们通常所能看到的彩陶资料,主要是一些墨线图,墨线图对于再现彩陶纹饰的结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表述方式。历来彩陶的绘图,也许不仅是彩陶的绘图,考古人是一概让绘图者承担。其实考古绘图者也分为几类,他们中有专业美工,有技工,也有学徒。可能大量考古绘图都是由训练有素的熟练技工完成,如今成批考古报告的出版,墨线图几乎全是出自他们的手笔,可以说他们是功不可没。也许在绘图者中,不少是处在技巧的提高阶段,他们的笔下会生成一些不那么完美的作品来。考古人自己呢,需要操持的事儿比较繁杂,他们往往无法亲自刺凤描鸾,或者更大的可能是,他们并不曾有着训练,根本做不成这事,照着葫芦也未必能画出一个象样的瓢来。
    虽然考古器物的绘图,我们并不能要求十分精准,但错绘却是不允许的。例如在器物的构形上,必须合乎尺寸,不得变形写意;在纹饰的结构上,必须与原器符合,不得任意增削,不能随意发挥,更不能仅凭想像。如对缺失部分有所想像,也只能单独成图,不能与原器等同看待。遗憾的是,我们的问题并不仅仅是出在想像的范围,有时是错在“视而不见”,错在“得意忘形”。有时是视而不见,没有全面的观察,会出现错绘。有时是得意忘形,得其意蕴而已,不是严格写实,忘却了纹饰本来的形状。
    在翻检彩陶资料的过程中,我们也确实发现了一些错绘的例证,有的甚至错得很是离奇。有时本来是并不复杂的图形,却绘成了另外的样子,没有比照葫芦,那瓢就画出来了,原物没有细审明白。有时可能觉得描绘的对象非常熟悉,不过是似曾相识,臆度而已,得其意之后便忘其形了。我这里选择了三个彩陶例证,有的构图比例简单,有的则较为复杂,但都出现了绘图错误。在试图纠错的这会儿,我当然暂时也不能全都去比对彩陶原器,不过好在掌握有它们的实拍图片,至少可以部分地还这些彩陶以真相。
    确定列举这三个例证,首先是觉得它们的纹饰比较重要,另外是感到绘图出现的错误各有特点,纠正这三个错误兴许可以让我们获得一些启示。这三件彩陶的绘图错误都是出现在纹饰的构图和构形上,有的是错在缺绘,有的错在变形绘,有的则是误绘。
    缺绘一例,是出自湖北枝江关庙山的一件彩陶豆(图4-1)。这件彩陶豆出自大溪文化地层,鼓圆的豆腹绘一周二方连续式花瓣纹。在发掘简报中,没有这件陶豆的墨线图,但附有一张黑白照片,报告说明环绕陶豆的是“五朵花”(《考古》1983年1期)。这是一种四瓣式的花瓣纹,它也许并不是写实的花朵,为着叙述的方便我们仍然还是称它为花瓣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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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底沟文化彩陶的传播,如大潮涌动,以它所在的晋、陕、豫一带的中心区作为源头,潮流所向,波及东南西北四方。庙底沟文化彩陶对西部地区的影响更为明显,是一种明确的文化传播。甘肃境内既有仰韶早中期半坡和庙底沟文化分布,又有仰韶晚期文化发现,在青海东部也有仰韶中晚期文化遗存发现。由这些发现看,甘肃及青海东部地区在距今6000年前左右,就已经是仰韶文化的分布区域。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因为地近关中区域,所见半坡和庙底沟文化彩陶更是与晋、陕、豫没有明显区别。如大地湾庙底沟文化阶段彩陶中的图案化鱼纹、花瓣纹、西阴纹、单旋纹和双旋纹等,都与中原所见完全相同,难分彼此(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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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庙底沟文化彩陶中,在四瓣式花瓣纹之外,还有更复杂的多瓣式花瓣纹。从多瓣式花瓣纹彩陶的分布看,以豫西和晋南出土较多,在外围文化中则以鲁南苏北发现较多。向南的分布已到达长江南北,而且所见花瓣纹还非常典型。让我们感到有些意外的是,陕西地区发现较少,仅在岐山王家咀见到一例(西安半坡博物馆:《陕西岐山王家咀遗址的调查与试掘》,《史前研究》1984年3期)。
    就多瓣式花瓣纹的类型看,也是以豫西和晋南地区发现的最为齐全,有四六、五五、五六瓣的复合式。鲁南苏北地区大汶口文化彩陶上的多瓣式花瓣纹,是以五五瓣复合式为主要构图形式,在结构上变化不大。而庙底沟文化中标准的五五瓣构图并不多见,表明两个文化的多瓣式花瓣纹既有联系,也有区别。
    多瓣式花瓣纹看起来与四瓣式花瓣纹区别明显,但是两者之间也存在着联系,这种联系还比较紧密。一般来说,多瓣式花瓣纹应当是由四瓣式花瓣纹变化而来,其实它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四瓣式花瓣纹,多瓣式是四瓣式的一种扩展形式。
    四瓣式花瓣纹是多瓣式花瓣纹构图出现的基础,后者也可以看作是前者的扩展形式。陕县庙底沟遗址的一件典型的曲腹彩陶盆,绘成的多瓣式花瓣纹为五五瓣复合式,这也是庙底沟文化中仅见的一件标准五五瓣式花瓣纹。将纹饰拆解开来看,原来它的基础构成是内敛的四瓣花,中间加绘有一叶片。可以看出上面一列正是二方连续的四瓣花,下面也是一列四瓣花。上下两列花瓣用错位重叠的方法结合起来,上列纹饰下面的两个花瓣的成了下列纹饰上面的花瓣。整体看来,我们感觉到的是一正一倒的五瓣花结构形式,构图非常严谨,让人甚至感觉不到四瓣花纹饰的存在。庙底沟遗址的另一件曲腹彩陶盆,绘成的多瓣式花瓣纹为五六瓣复合式。将纹饰拆解后,看到它的基础构成也是内敛的四瓣花,中间加绘有一叶片。上面一列也是二方连续的四瓣花,下面也有一列略显变形的四瓣花。上下两列花瓣平行重叠,在结合部又绘成一个四瓣花。整体观看,纹饰带的主体是六瓣花结构形式,六瓣花之间形成了一个倒置的五瓣花,构图也非常严谨,我们也感觉不到四瓣花纹饰的存在。庙底沟遗址还有一件曲腹彩陶盆,绘成的多瓣式花瓣纹为四六瓣复合式。纹饰拆解后,它的基础构成也是内敛的四瓣花,中间加绘有另一个十字结构的四瓣花,成为花中花的构图。这本来是二方连续的四瓣花,但在花瓣结合部又形成一个六瓣花,成为四六瓣复合形式。整体上看,内敛式的大四瓣花已经不容易察觉到了,纹饰带的主体是四瓣与六瓣花的复合结构形式(图6-2)。

在往更西部区域的传播过程中,彩陶的器形与纹饰基本上没有明显变化,在青海民和县藏族和循化县撒拉族聚居区等地发现的同期遗存,甚至也可以直接划入庙底沟文化系统,这是中原远古文化对周边地区影响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例证[1]。庙底沟文化时期中原文化的强大张力,由这一层面看,表现得非常充分。

    后来我们在《中国彩陶图谱》中看到了陶豆的线图,虽然并没有将纹饰展开,但可以想像是按照连续的花瓣构图绘成。近来检索《中国美术全集》,见到了这件彩陶豆的彩色图片,显现的纹饰又有不同,在两朵斜开的四瓣花之间,出现了一片垂直的花瓣,而且这样的图形还重复了一次,这与黑白图片和线图有明显的区别。
    不过回头再细审一回关庙山彩陶豆的黑白图片,我们发现豆腹的两侧其实是露出了一点垂直花瓣的边儿,不难明白,陶豆另一面的花瓣纹之间,本来是有这垂直花瓣的,彩色图片恰好拍摄的是它的另一面。参照这两幅图片,我们可以绘出陶豆纹饰的展开图,它只是在一处两组花瓣的接合部没有绘出垂直的花瓣。不用说,早绘成的线图传递的是一个错误的信息,它会让我们觉得陶豆上的纹饰中一个垂直花瓣也没有。强调这一点并不是吹毛求疵,因为象这种带垂直花瓣的四瓣花纹饰,即使在花瓣纹盛行的庙底沟文化中也难觅一二,倒是东方的大汶口文化中更多一些。这样一个小小的线索,也许会为我们追索文化间的联系提供重要的证据。还有一点要质疑的是,彩陶豆纹饰展开后只能显示出四组花瓣来,不知报告怎么会说是有“五朵花”?
    变形绘一例,是出自陕西陇县原子头的一件彩陶罐(图4-2),属于庙底沟文化。这件彩陶罐满腹绘圆圈形、单旋纹与四瓣花瓣纹组合纹饰,报告中说这是一件“难得的艺术品”(《陇县原子头》,科学出版社2005年)。报告中附了一幅正视的纹饰线图,也有黑白与彩色图片。纹饰的结构,线图与照片并无明显不同,但给人的印象觉得线图还是有较大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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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彩陶纹饰的类比上,我们很容易找到传播的证据。如在青海民和胡李家出土的垂弧纹和排弧纹彩陶,与河南陕县庙底沟和甘肃秦安大地湾所见的同类纹饰非常接近[1]。民和阳洼坡发现一例与圆形组合的叶片纹彩陶[2],叶片较为宽大,圆形中填有十字形(图2)。阳洼坡的发现非常重要,它应当是后来马家窑文化类似纹饰出现的起点。在秦安大地湾遗址后庙底沟文化彩陶中,也可以看到这种叶片纹变化的轨迹。在一些彩陶上,原来的叶片纹与圆形组合发生了角色互换,圆形增大变成了主要单元,叶片已经明显变成了次要的单元(图3)。这个变化的结果,就是马家窑文化流行的四大圆圈纹的出现。圆圈纹加大了,叶片纹扭曲后变成了圆圈之间连接的纽带,构成新样式的旋纹。马家窑类型流行的旋纹,作为旋心的圆圈纹到半山时期逐渐增大,到马厂时期演变为四大圆圈纹,成为非常流行的主体纹饰。马家窑文化彩陶上旋纹的演变,前期多见旋式四圆圈纹,后期则是折线与四圆圈纹组合或纯四大圆圈纹。马家窑文化前后三期彩陶的中心主题相同,但在构图上有明显的变化,变化的脉络是小圆圈旋纹一大圆圈旋纹一大圆圈纹,最终的构图形式是四大圆圈纹。这是甘青史前彩陶演变的一条主线,叶片纹与圆圈纹组合一旋纹圆圈纹组合一折线大圆圈纹组合一四大圆圈纹,这是黄河上游地区前后相续一脉相承的彩陶纹饰主题元素,也是主要的演变脉络(图4)。过去许多研究者讨论过马家窑文化的来源,认为它是中原仰韶文化在甘青地区的继续和发展,由彩陶的比较看,其实就是庙底沟文化的继续和发展,只是这种发展已经有了相当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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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看一些略有变化的多瓣式花瓣纹。出自山西汾阳段家庄的一件彩陶盆(国家文物局等:《晋中考古》,文物出版社,1998年),纹饰变化较大,仔细看是五六瓣复合式花瓣纹。它可以拆解为上中下三层交叠的四瓣花,花瓣叶片变得细且长,四瓣花中间绘双点穿圆图形。将上下连接的两个圆形也看作是花瓣,它们与重叠的四瓣花一起,就构成了六瓣花。在六瓣花之间,形成了两个上下对顶的五瓣花,构图也是极富巧思。象山西垣曲下马见到的彩陶罐(中国国家博物馆考古部:《垣曲盆地聚落考古研究》,科学出版社,2006年),所绘多瓣式花瓣纹也是由四瓣花为基础构成。四瓣花有些拉长变形,并且向左倾斜。内敛的四瓣花中间绘双点穿圆图形,这是一个大花瓣,以上下两个大花瓣为主体,构成六瓣花图式(图6-3)。

西部新石器文化中也见到一些双瓣式花瓣纹彩陶,青海民和阳洼坡和胡李家遗址都有发现。所见双花瓣构图与庙底沟文化相似,都是以弧边三角作为衬底,以地纹方式表现。不同的是,叶片都绘得比较宽大,而且叶片中一般都绘有中分线,中分线有时多达三四条(图5)。

    这距离首先表现在纹饰的规格尺度上。由照片看,垂直方向只能看到三组半图案,而线图上出现的是五组纹饰,这样一来,即使纹饰的细部绘得比较准确,那也避免不了整体纹饰产生严重的形变。结果是单元纹饰明显缩小了,其中的扁圆形变成了正圆形,而四瓣式的花瓣纹缩小到只有原形的一半,这也就减缓了原图的气势。此外,这幅线图选择的绘图角度也有改进之处,过去选的角度没能将一种重要的图案元素展示出来。这图案本来是一种单旋纹,旋心的圆点带有分叉,这种纹饰迄今没有发现第二例,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线图不仅没有充分展示这种纹饰,而且因为是将它绘在了器物的一侧,还极易让人误看作是圆形图案。这件彩陶罐的变形绘图当然也算不上是严重的错误,但却也算不上是成功的绘图作品,传导出来的是改变了的信息。
    还要多说一句的是,原子头的这件彩陶罐所绘的并不是严格的二方(四方)连续纹饰,不论纵的或横的元素都有明显改变之处,如果报告能附一张纹饰展开图,或者多刊发一张不同角度的照片,那就更完美了。我尝试着比对照片绘出了一张纹饰展开图,并不觉得它很准确,不过应当是更接近真相了。
    误绘一例,是出自湖北枣阳雕龙碑的一件彩陶罐残片(图4-3),时代相当于庙底沟文化。这件彩陶罐满腹绘旋纹组合,原报告定义它的纹饰为“垂弧”、“勾叶”(《枣阳雕龙碑》,科学出版社,2006年)。后来我有机会去雕龙碑,看到了这块彩陶片,它的细腻与精美让我惊讶,很难相信这是出土自长江流域的彩陶。不过我很快发现,这上面的纹饰既没有垂弧,也没有勾叶,而是两种旋纹的巧妙组合。纹饰的主体是一种规整的双旋纹,两条旋臂向着逆时针方向旋转,表现出很强的律动感。双旋纹在庙底沟、大河村和大汶口文化中并不希见,但象雕龙碑这样两臂对称旋而不散的双旋纹,却是从来没有见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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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瓣式花瓣纹在甘青地区也有发现,除了秦安大地湾,也见于民和阳洼坡和胡李家遗址。阳洼坡的一例四瓣式花瓣纹,在花瓣合围的中间绘一纵向的叶片纹,构图与中原庙底沟文化大体相同。胡李家的一例则是在花瓣合围的中间绘三条平行线,象是扩大了的横隔断。胡李家的另一例四瓣式花瓣纹最有特点,花瓣绘得非常工整,整体作倾斜状,构成一个独立的单元,构图非常标准,与中原的发现没有什么分别。在花瓣单元彼此之间,还采用宽大的叶片纹作连接(图6)。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是叶片纹为主的二方连续图案,花瓣纹是组合中的一个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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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汶口文化彩陶也有多瓣式花瓣纹,江苏邳县大墩子的一件彩陶壶绘大花瓣的四五瓣复合式花瓣纹(南京博物院:《江苏邳县四户镇大墩子遗址探掘报告》,《考古学报》1964年2期),整个纹饰带的下面是主体,绘一周内敛式四瓣式花瓣纹。四瓣式花瓣纹中间,加绘一带中分线的宽叶片。在宽叶片的上方,延展出左右两个大花瓣,构成倒立的五瓣花。在五瓣花之间四瓣花的结合部又形成了一个外侈的四瓣花。作为构图基础的四瓣花隐去了,四五瓣复合式花瓣纹明确展现出来。还有出自山东兖州王因的一件敛口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工作队:《山东王因》,科学出版社,2000年),上腹绘五五瓣复合式花瓣纹。将纹饰拆解后,看到上下两列纹饰都是以四瓣式花瓣纹为基础绘成,内敛的四瓣式花瓣纹中间加绘有叶片,叶片中都绘有二三条中分线。上列的四瓣花与下列的四瓣花作局部交叠重合,就构成了严整的五五瓣复合结构的多瓣式花瓣纹(图6-4)。大汶口文化彩陶上的多瓣式花瓣纹,都是以这种方式构成。

甘青地区虽然很少典型多瓣式花瓣纹发现,但变体的纹饰还是有的。在民和胡李家,有类似六瓣花的花瓣纹彩陶,六瓣花以独立的单元出现,单元之间有垂直平行线作隔断,纹饰绘得非常工整。在民和阳洼坡,也有这样以单独形式出现的六瓣花的花瓣纹彩陶,花瓣中间有垂直平行线将六瓣花分隔为左右三瓣。这样的花瓣纹虽然有了很大变化,而且附加有其他一些纹饰作为组合元素,但在构图的风格还是体现有庙底沟文化彩陶的影响(图6)。

    但就是这样一件称得上史前最精美彩陶之一的标本,却被错绘得面目全非了。报告所附的墨线图,将那美妙的双旋纹绘成了单旋纹,上面的一条旋臂不见了!其实发掘者对这件标本还是非常重视的,同时刊发了它的黑白照片与彩色照片,所幸两张照片上双旋纹的双臂都非常清晰。遗憾的是,墨线图上出了疪漏,出现这样的错绘实在是有些意外。根据实物和照片,我也为这件彩陶绘出了纹饰展开图,我相信看到这件彩陶的人都不会否认这是精品中的精品。
    三件彩陶标本,虽不是同等重要,却也都小觑不得,它们的真相应当恢复。由于我仅仅只是观摹过雕龙碑的那一件,所以对于其他两件仍然是没有把握,不知我绘出的图是不是比较接近于真相,还有待亲历者的指正。
    彩陶的绘图,本来是“眼见为实”,但必须做到“眼见”,而且是仔细一点地见,不然即使是“眼见”,却未必为“实”。本来眼睛可以看得很明白,为何会画错呢?也许有许多的原因,但最主要的原因是绘图者并不懂得他所描绘的对象。在这个时候,考古人的指导是必不可少的,指导者和操作者都要认真行事。
    本来要研究彩陶就是一件很困难的事,现在我们还要面对许多自己布下的新迷阵,让人有了难上加难的感觉。如果我们面对的并不是彩陶真实的原形,我们那些破解的努力也就完全没有了意义。希望我们考古人能再仔细一点,以后发表报告前,将那些重要彩陶的清绘图再反复比对原器,不要因我们的失误而曲解了史前的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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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新石器文化中发现的这些史前彩陶,从器形、构图到色彩都非常典型,这些彩陶大多属于庙底沟文化时期,或者具有明显的庙底沟文化风格。器形多为深腹盆类,泥质红陶,多以黑彩绘成。类似彩陶在青海东部乃至腹心地带发现,这表明由中原到西北的彩陶文化通道在公元前4000年以前便开始形成。

(责任编辑:高丹)

    这样看来,彩陶上的多瓣式花瓣纹,基础构图都是四瓣式花瓣纹,都是由四瓣式花瓣纹扩展而成。不论是庙底沟文化还是大汶口文化,都是如此,这也让我们看到了两个文化之间的密切联系。
    当然,不论是四瓣式还是多瓣式,彩陶上的这类花瓣纹应当并不是真正的花瓣的写实形式,也不是花瓣的图案化形式。也就是说,我们所津津乐道的花瓣纹,其实与自然的花瓣并不相干,真可谓“花非花”(白居易诗句),“似花还似非花”(苏轼词句)。彩陶花瓣纹所表达的意义,还有待深入探讨。

由黄河上游地区向南观察,彩陶对南部长江流域影响也非常强烈。由西北到西南,横断山区北部及邻近地区都有一些彩陶发现,从中可以看到这种影响留下的证据。这表明庙底沟文化彩陶在向西传播的同时,也向南部传播,影响进入长江上游地区。

(责任编辑:高丹)

依近年的发现研究,黄河彩陶文化明确传播到嘉陵江上游和邻近成都平原的岷江上游地区。庙底沟文化彩陶传播到西北以后,经过一个时期的发展,由仰韶文化晚期(或称石岭下类型)过渡到马家窑文化。马家窑文化彩陶渊源于庙底沟文化,以弧边三角作衬底的旋纹是两个文化一脉相承的主体纹饰。黄河上游的庙底沟文化和马家窑文化彩陶,都先后影响了长江上游地区远古文化的发展,密切了两河之间的文化联系。

 

近年的发现表明,黄河上游彩陶向长江流域的南传,是由甘肃南部经嘉陵江上游到达岷江上游地区,然后直抵拒长江干流不远的大渡河边,南传开始的时间很可能不晚于庙底沟文化时期。在嘉陵江支流白龙江一带发现包含彩陶在内的庙底沟文化及后庙底沟文化遗存,如甘肃武都大李家坪就出土了一些这时期的彩陶,其中就有鱼纹[2]。当然由于陶片较为破碎,纹饰仅存鱼尾和鱼腮局部,发掘者也没有辨别出来(图7)。甘肃西南发现鱼纹彩陶的地点还有陇西二十里铺、西和宁家庄和礼县石嘴村、黑土崖和高寺头[3]。宁家庄见到的一件鱼纹彩陶,仅存鱼腮与身的接合部,复原的纹饰为无眼的典型鱼纹。黑土崖也有一件典型鱼纹残陶片,鱼身可能稍长一些。黑土崖的另一例鱼纹彩陶所绘为无头鱼纹,在本来为鱼头的位置绘着黑白对称的弯角弧形几何纹,复原的纹饰与秦安大地湾见到的同类鱼纹相同。又见高寺头也见到一件与黑土崖这件纹饰非常接近的彩陶片,也可能两者就是同一件,在有些论著里被混淆了。这几例无目与无头鱼纹,与秦安大地湾所见雷同(图8)。黑土崖还有一例彩陶片绘有简体鱼纹,纹饰仅存鱼纹尾身接合部(图8,下)。这几例鱼纹因为陶片过于破碎,在原报告中大多没有判明。

在这一带发现鱼纹彩陶的同时,还见到一些圆圈纹与叶片纹彩陶,也都是庙底沟或后庙底沟文化风格。如四川茂县波西遗址见到的一例圆圈纹彩陶片,我采用两种构图复原,一种为双点穿圆式,一种为纯圆圈式,都属于庙底沟文化风格(图9)[4]。此外在一些地点还出土了双瓣式花瓣纹彩陶,武都大李家坪就见到两例,纹饰绘在同类的深腹盆上,叶片较为肥硕,中间也都绘有中分线(图10)。甘肃武都往南,在四川茂县的营盘山也意外见到几例双瓣式花瓣纹[5],叶片中也绘有中分线,可知这样的花瓣纹与大地湾和大李家坪属于同一类,时代可能也相差不远。这里还发现一例作双层排列的双花瓣纹,为它处所不见(图11)。

在四川岷江上游的理县箭山寨、茂县营盘山和姜维城遗址发现了典型的马家窑文化彩陶。有可能彩陶的影响是由川西山地南下进入横断山区,丹巴县罕额依和汉源县狮子山遗址发现的彩陶便是南传的重要证据。茂县营盘山发现一件马家窑文化风格旋纹彩陶,构图介于双旋纹和叶片纹之间,绘制较为精细(图11,下)。

庙底沟文化彩陶向西特别是向西南的传播,将黄河文化传统带到长江上游区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庙底沟文化若干类彩陶纹饰的分布范围,远远超越了这个考古学文化自身的分布范围,让我们感觉到有一种强大的推力,将庙底沟文化彩陶的影响播散到了与它邻近的周围的考古学文化中,甚至传播到更远的考古学文化中。对于这样的推力,我认为可以用“浪潮”这样的词来描述,彩陶激起的浪潮一波一波地前行,一浪一浪地推进,它将庙底沟文化的艺术传统与精神文化传播到了更广大的区域,也传播到了岷江上游地区。

这样看来,甘南至川西北茂汶一带的岷江上游地区,至晚在公元前4000年的年代已经纳入到黄河文化的强烈影响区域。来自黄河文化的影响,相信对成都平原史前文化的发展也产生过某种推力,只是目前我们还没有在考古上找到有力的证据来说明。

注释:

[1]作者曾经到这一带作过田野调查和发掘,有最直接的感受。

[2]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甘肃武都县武都大李家坪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13集。

[3]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西汉水上游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2004年6期;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西汉水流域考古调查报告》,文物出版社,2008年。

[4]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四川茂县波西遗址2002年的试掘》,《成都考古发现》(2004),科学出版社,2004年;陈剑:《川西彩陶的发现与初步研究》,《古代文明》第五卷,文物出版社,2006年。

[5]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四川茂县营盘山遗址发掘报告》,《2000成都考古发现》,科学出版社,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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